陳達明：從學生運動到敵後抗戰

陳達明是港九大隊另一位重要領導人，港九大隊成立時任政委。他原本在香港讀書，是香港學運中的活躍人物之一，後來投入抗日工作。這種由青年學生走向敵後抗戰的轉變，反映了戰爭如何改變一代香港青年的人生方向。

作為政委，陳達明的工作不只是軍事指揮，也包括組織、宣傳、統戰、民運和隊伍建設。港九大隊要在日佔香港長期存在，不能單靠武器，還需要建立政治信念、組織紀律和與群眾之間的信任。陳達明等人的工作，使港九大隊不只是游擊小隊，而是一支有組織、有方向、有群眾基礎的抗日力量。

黃冠芳：山海之間的戰鬥者

黃冠芳是港九大隊中極具代表性的戰鬥人物。他活躍於西貢、沙田、九龍交通線和多次游擊行動之中，既參與秘密大營救，也指揮短槍隊打擊日軍和敵偽勢力。港九大隊人物志中列有黃冠芳，並記錄其為港九大隊重要人物之一。

黃冠芳的故事，呈現出港九大隊戰鬥人員的機動與膽識。香港地方狹小，敵人駐軍密集，游擊隊不能依靠大規模陣地戰，只能在山路、村落、海邊和市區邊緣尋找機會。他們需要熟悉路線，能夠化裝、偵察、突襲和撤退，也要在緊急情況下作出判斷。黃冠芳一類人物，正是香港敵後游擊戰能持續發展的重要骨幹。

劉黑仔：傳奇與真實之間

劉黑仔是港九大隊中最為人熟悉的抗戰人物之一。他參與多次游擊行動，活躍於沙田、九龍、茶果嶺、啟德機場等地，因機智勇敢而成為香港抗戰記憶中的傳奇人物。港九大隊人物志亦列有劉黑仔，顯示其在隊史中的重要地位。

然而，理解劉黑仔，不應只停留在傳奇色彩。他的故事背後，是日佔香港高壓環境下短槍隊的真實工作：接近敵人、識別特務、保護交通線、執行突襲、掩護營救和迅速撤離。這些行動看似精彩，實際上風險極高，一旦失手便可能犧牲或牽連整個網絡。劉黑仔的形象之所以留在民間記憶中，正因他集中呈現了敵後抗戰中勇敢、機警和冒險的一面。

方蘭：市區中隊與「不帶槍的游擊隊」

方蘭是港九大隊市區中隊的重要人物。市區中隊的工作不同於山區短槍隊或海上中隊，它更多依靠秘密身份、情報收集、宣傳、聯絡和城市破壞行動。市區中隊被稱為「不帶槍的游擊隊」，這個稱呼本身便說明，抗戰並不只有槍聲，也有看不見的城市工作。

方蘭等人深入香港、九龍市區，在日軍統治核心地帶活動。他們要面對的不只是日軍，還有憲兵、偽警、特務、告密者和嚴密的城市監控。市區中隊的存在，讓香港抗戰不只發生在新界山林和海灣，也延伸到街道、商舖、銀行、印刷點和交通線之中。這類人物使我們看見，城市日常表面平靜之下，仍有抵抗力量在暗中運作。

馮芝：交通員的沉默勇氣

馮芝是港九大隊歷史中令人敬重的女性人物。她是市區中隊中隊長方蘭的母親，支持女兒參與抗戰工作，並主動擔任義務交通員，冒著生命危險傳遞情報。1944 年 3 月，她在運送情報途中被捕，在獄中遭受酷刑，仍然守口如瓶，最終從容就義。《港九大隊志》記載，2020 年 9 月，馮芝烈士被列入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體名錄。

馮芝的故事提醒我們，交通員的工作看似沒有戰鬥場面，卻同樣危險。送一封信、傳一句消息、走一段路，都可能被搜查、跟蹤或出賣。她的勇氣不在於衝鋒陷陣，而在於被捕後仍不出賣同志與組織。這種沉默的堅守，是敵後抗戰能夠維持的重要原因。

黃作梅：情報合作中的關鍵人物

黃作梅是港九大隊國際工作和情報合作中的重要人物。英軍服務團與港九大隊合作時，曾在沙魚涌、赤徑和九龍設立交通站，其中九龍砵蘭街一間雜貨店被稱為 Z 站。該雜貨店名為「廣恆」，由黃作梅化名登記經營，他的父親、妹妹和五弟也參與工作；後來 Z 站因英方聯絡員被捕招供而被日軍搗毀，黃作梅的親人亦被抓走。戰後，英國國王授予黃作梅 MBE 勳章，以表彰他配合盟軍作戰的貢獻。

黃作梅的故事展現了情報人物的另一面。他不是只在前線偵察，也要在普通商舖的掩護下維持秘密交通；他不只個人冒險，也讓家人共同承擔風險。這類人物連接了香港本地抗日力量與盟軍情報系統，使日佔香港仍能向外界傳遞重要軍事消息。

陳志賢、王錦與海上隊員

香港四面環海，海上隊員在港九大隊中具有特殊地位。陳志賢、王錦等人參與海上交通、護送、營救和海上作戰，把香港周邊水域變成敵後抗戰的重要空間。港九大隊人物志列有陳志賢、王錦等人物；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亦記錄海上隊及其幹部編制，反映海上力量在隊伍中的重要性。

海上隊員的工作極其危險。他們常以木船、帆船或小艇在日軍巡邏艇和炮艇威脅下行動，既要熟悉水道，也要掌握天氣、潮汐和隱蔽路線。海上人物的故事，使香港抗戰不只局限於陸地山村，也延伸到大鵬灣、龍鼓洲、沙洲、大嶼山和南海之濱。

劉春祥：海上抗戰中的英烈

劉春祥是大嶼山中隊的重要人物，也是香港海上抗戰犧牲中最具代表性的烈士之一。1943 年 5 月某夜，他帶領六名班排骨幹，自大嶼山東涌乘帆船前往屯門龍鼓灘，希望打通寶安與中山游擊區聯繫。船行至龍鼓洲、沙洲海域時，突然遭兩艘日軍炮艇伏擊，激戰後船被擊沉，劉春祥等七名指戰員及船家梁克一家五口壯烈犧牲。

劉春祥的故事，把海上抗戰的勇氣與代價同時呈現出來。他們不是在安全後方規劃路線，而是在敵軍炮艇威脅下，以火力和航速都較弱的小船開闢聯絡通道。2023 年，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在屯門龍鼓灘揭幕，這是香港首次為列入國家級紀念名錄的抗日英烈立碑，也是繼斬竹灣、烏蛟騰之後香港第三座大型抗戰紀念設施。

凌娘：照顧也是抗戰

凌娘是西貢昂窩村村民，被稱為「游擊隊的母親」。她照顧游擊隊員，借出自家房屋給軍需處辦公，又動員兩個兒子參加港九大隊工作。她的故事讓人看到，抗戰人物不一定都是作戰人員；照顧、收留、煮食、救治和保護，同樣可以成為抗戰的一部分。

在敵後環境中，隊員不只需要武器，也需要食物、住所、藥物和情感支撐。凌娘以母親般的方式照顧年輕隊員，使他們在奔走、受傷、飢餓和危險中仍能得到支持。這類人物提醒我們，香港抗戰的力量不只來自戰鬥，也來自普通人願意照顧他人的心。

筏可大師：寺院中的庇護者

筏可大師是大嶼山寶蓮寺住持，也是港九大隊歷史中重要的宗教人物。1944 年日軍掃蕩大嶼山時，港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風正在寶蓮寺養病。面對日軍威脅，筏可大師臨危不懼，即使遭受毒打，也沒有暴露魯風行蹤，使其得以脫險。

筏可大師的故事顯示，宗教場所和宗教人士在戰時也可能成為抵抗網絡的一部分。寺院原本是修行和庇護之地，在日佔歲月中，也成為保護傷病隊員、隱藏身份和抵抗暴力的空間。這種庇護不是抽象慈悲，而是在刀槍面前仍選擇守護生命。

羅氏一家：一家人的抗戰選擇

沙頭角南涌羅氏家族，是香港抗戰人物群像中很重要的一例。相關紀念特刊提到，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的展覽包括「香港抗日一家人」，介紹羅家羅許月、羅雨中、羅汝澄、羅歐鋒等人的抗戰事跡和建國後貢獻。

羅氏一家的故事，說明抗戰並不只是個人選擇，有時也是整個家庭、整個村落共同面對的歷史。有人參軍，有人聯絡，有人支援，有人保護。當家族多人投入抗日工作，風險也隨之擴大：一人暴露，可能牽連全家；但正因有家庭和村落共同支撐，抗日力量才得以在日軍掃蕩與搜捕中延續。

青年學生、工人與原居民

港九大隊成員來源廣泛，包括青年學生、工人、原居民和各地愛國人士。這些人未必一開始就是軍人。有人因香港淪陷而失學，有人因工廠停頓而失業，有人因家鄉遭日軍威脅而參與抗戰，也有人在救亡運動中逐步走向敵後工作。港九大隊成員多為香港居民這一點，正是其歷史意義所在。

這些普通出身的人物，使港九大隊不是脫離社會的軍事組織，而是紮根於香港本地社會的抗日力量。青年帶來活力，工人帶來組織經驗，原居民熟悉地形和村落關係，漁民掌握水道，商戶熟悉物資流通。不同身份的人共同參與，使香港抗戰呈現出廣泛的社會基礎。

女性人物的身影

香港抗戰人物中，女性的角色十分重要。她們有的是交通員，有的是民運員，有的是照顧者，有的是情報工作者，也有人直接參與組織和宣傳。馮芝、方蘭、凌娘、梁佩雲等人物，分別展示了女性在不同位置上的勇氣：有人被捕不屈，有人領導市區工作，有人照顧隊員，有人在燈火管制下刻印宣傳品。

女性人物的故事，也提醒我們不要把抗戰理解得過於狹窄。戰爭中的勇敢，不一定以武裝形式出現。能夠在恐懼中傳送情報，在飢餓中照顧他人，在審訊中保持沉默，在日常生活中掩護秘密工作，都是抗戰的重要一部分。

犧牲者與倖存者

抗戰人物中，有人壯烈犧牲，有人幸存至戰後，繼續在不同崗位工作。港九大隊人物志列出大量人物，從馮芝、凌娘、筏可大師、黃冠芳、蔡國樑、劉黑仔，到許多交通員、民運員、戰士、村民和後勤人員，構成一幅龐大的人物圖譜。

犧牲者的故事讓人看到戰爭代價，倖存者的故事則讓人看到記憶如何延續。許多老戰士戰後參與隊史編寫、回憶錄整理和紀念活動，讓後人得以追尋這段歷史。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亦記錄，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由居港老戰士組成，並曾組織編寫隊史和回憶錄。

小結：看見人的歷史

抗戰人物的意義，不只是讓我們記住幾個名字，而是讓我們看見歷史如何由人作出。有人選擇領導隊伍，有人選擇上山入隊；有人選擇傳遞情報，有人選擇守住秘密；有人選擇把家門打開，有人選擇在危險中照顧傷員。這些選擇共同組成了香港抗戰的精神底色。

今天回望這些人物，我們看見的不是單一類型的英雄，而是一群身份不同、年齡不同、崗位不同的人。他們有的拿槍，有的掌舵，有的送信，有的煮飯，有的救人，有的沉默承受酷刑。正是這些人的勇氣與堅持，讓日佔香港的歷史不只有黑暗，也留下了不屈、互助和守護家園的光。

黃毛應：成立地與受難地

黃毛應村在港九大隊歷史中具有象徵意義。1942 年 2 月 3 日，港九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宣告成立。這個村落不只是地理上的據點，也象徵香港敵後抗日力量由分散武工隊走向統一組織。港九大隊的成立，使日佔香港的抵抗有了更清晰的領導、編制和方向。

但黃毛應村留下的，不只有成立的記憶，也有受難的記憶。《港九大隊志》記載，1944 年 9 月 21 日，日軍到黃毛應村掃蕩，因未發現游擊隊員蹤跡，便將村民帶到村內教堂嚴刑逼供。這段歷史說明，支持或被懷疑支持游擊隊的村落，往往要承受日軍報復。村民的沉默與忍受，成為保護抗日力量的重要代價。

赤徑：天主教村莊與情報交通

赤徑村是另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村落。它位於西貢山海之間，地勢相對隱蔽，又能連接多條山路和海路。抗戰時期，赤徑不只是村民生活的地方，也曾成為交通、情報和救護工作的重要節點。赤徑「天水流芳」大屋曾與英軍服務團 Y 站有關，見證港九大隊與盟軍情報合作的歷史。

赤徑的村落記憶，也包含婦女和村民的支援。《港九大隊志》記載，李有娣出任赤徑婦女會會長期間，多番動員村內婦女支援港九大隊，包括唱歌演戲宣傳抗日、收割柴草、協助運輸糧食及物資到山洞存放、安排住宿、打掃衛生、補衣服、照顧傷病員及傳遞情報等。這讓赤徑的記憶不只停留在「據點」二字，而是具體呈現出整個村落如何以日常勞動支撐抗戰。

深涌：交通路線上的大屋

深涌李家大屋是港九大隊交通網絡中的重要地方。它連接多條山路和村路，可通往榕樹澳、企嶺下、十四鄉、沙田梅子林、沙頭角涌尾、西貢嶂上、西貢墟、北潭和赤徑等地。相關資料記載，大量物資曾經深涌轉送到內地抗戰前線，情報亦經由此處傳到大隊部，使指揮機關能及時作出部署。

這類村屋在戰時有雙重身份。表面上，它們是普通民居；實際上，它們可能是交通站、藏身處、情報中轉點和物資集散地。深涌的記憶提醒我們，敵後抗戰不是只靠武裝衝突，也靠一間間願意承擔風險的村屋。門一關，裡面可能藏著文件、藥物、傷員，或正準備轉移的人。

烏蛟騰：抗戰模範村的記憶

烏蛟騰是香港抗戰記憶中最具代表性的村落之一。《港九大隊志》稱其為「香港抗戰模範村」。這個稱呼並非因為村落本身規模龐大，而是因為它在日佔時期承擔了重要的抗戰支援、保護和犧牲。

1942 年 9 月 25 日，日軍掃蕩烏蛟騰村，將村民趕到曬穀場上，逼迫他們交出自衛武器並供出駐村游擊隊員下落。村長李世藩拒絕透露任何消息，遭日軍灌水、毆打，並被軍馬拖行，最終被活活折磨而死。另一位村長李源培同樣拒絕供出游擊隊，被殘酷拷打，左手被打斷，身體受到嚴重傷害；醒來後，他仍動員女兒和村民參加游擊隊抗日。

烏蛟騰會議與石水澗電台

烏蛟騰的歷史意義，也不只在於村民受難。1943 年 2 月下旬，中共廣東省委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在烏蛟騰附近上下苗田一帶召開會議，史稱「烏蛟騰會議」，港九大隊負責會議的後勤和保衛工作。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亦指出，這是中共廣東黨史上意義重大的會議。

此外，1942 年 4 月至 1943 年 3 月，中共廣東黨組織和抗日游擊隊與延安聯繫的唯一一部電台，設在烏蛟騰附近的石水澗村，由港九大隊承擔選址和保衛工作。這讓烏蛟騰一帶不只是地方村落，更成為華南敵後抗戰通信、會議和戰略部署的重要空間。村落的山坡與石屋，承載的是超越地方的抗戰意義。

昂窩：照顧與庇護的村落記憶

昂窩村的抗戰記憶，常與凌娘連在一起。她無微不至地照顧游擊隊員，因而被稱為「游擊隊的母親」。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記載，凌娘借出自家房屋給軍需處辦公，又動員兩個兒子參加港九大隊工作；1943 年初，她還用土辦法救活了身患重病的民運員梁雪英。

昂窩的故事，呈現的是村落作為庇護空間的一面。在戰爭中，隊員需要的不只是作戰地點，也需要可以休息、養病、藏身和重新出發的地方。村民的照料、屋宇的遮蔽、山路的熟悉，都是抵抗得以延續的條件。昂窩留下的記憶，正是這種不一定喧嘩、卻極其重要的照顧與守護。

山寮與西貢村落的接應角色

山寮村曾在秘密大營救中扮演接應角色。當護送隊伍經九龍、牛池灣、九龍坳一帶轉往西貢時，山寮村成為途中重要的停留和接待點。村民為被護送者提供休息、食物和掩護，使他們能繼續趕往海邊，再經水路轉往內地。

這類村落接應，不一定每次都留下戲劇化場面，卻是營救與交通行動能否成功的關鍵。從市區走到山村，再由山村走向海灣，每一步都需要有人熟悉路線、安排時間、觀察敵情、準備食物。山寮一類村落的記憶，讓我們看到香港山村如何成為生命通道的一部分。

大嶼山：島嶼上的抗戰記憶

大嶼山在港九大隊歷史中同樣重要。島上村落、寺院、山路和海灣，曾經與大嶼山中隊、海上交通和抗日活動相連。大嶼山距離市區較遠，地形複雜，又靠近多條海上路線，既有利於隱蔽，也容易受到日軍海上力量威脅。

大嶼山的村落記憶包含多重面向：有隊伍活動，有村民支援，有寺院庇護，也有海上犧牲。劉春祥等人在龍鼓洲、沙洲海域犧牲，雖發生於海上，但與大嶼山中隊和東涌出發路線密切相關。後來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在屯門龍鼓灘建立，亦把龍鼓灘、沙洲、龍鼓洲和大嶼山一帶的海上記憶連接起來。

龍鼓灘：遙望海面的紀念

龍鼓灘的抗戰記憶，與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密切相連。1943 年 5 月，劉春祥等人乘帆船由東涌前往龍鼓灘，希望開闢新的聯絡與活動路線，途中在龍鼓洲、沙洲海域遭日軍炮艇伏擊，最終壯烈犧牲。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紀念碑特刊提到，龍鼓灘是劉春祥及其戰友原計劃登岸的地方，因此後來在此立碑，以紀念其英勇與犧牲。

龍鼓灘的記憶具有一種特殊的空間感：人們站在岸邊，遙望龍鼓洲和沙洲，便能把今日平靜海面與當年激戰連接起來。紀念碑使這段原本發生在海上的歷史，有了一個可以憑弔、講述和傳承的陸上位置。村落與海面，在這裡共同成為記憶的一部分。

寺院、教堂與祠堂的地方記憶

村落記憶不只存在於民居，也存在於宗教與公共建築中。黃毛應村的教堂、赤徑的村屋與天主教社群、寶蓮寺、祠堂和書室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與抗戰歷史相連。有些是日軍逼供的地方，有些是游擊隊藏身或養病的地方，有些則是村民聚集、商議和接應的地方。

這些建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把歷史固定在可以辨認的地方。讀者走到一座教堂、一間祠堂或一座寺院前，不只是看到建築本身，也可以想像當年村民如何在其中承受威脅、保護隊伍、安置傷員或維持聯絡。地方記憶使歷史從文字走回地面，讓人知道戰爭曾經發生在真實的村落空間中。

村民承受的風險

在日佔時期，支援港九大隊的村落往往承受巨大風險。日軍一旦懷疑某村藏匿游擊隊、提供糧食或傳遞情報，便可能發動掃蕩、拘捕、酷刑甚至殺害。烏蛟騰、黃毛應等村落的遭遇，正說明村民所付出的不是抽象支持，而是真實的生命代價。

村落記憶因此帶有沉重性。它不是單純歌頌地方英勇，也要記住恐懼、逼供、傷痛和失去。許多村民或許沒有正式加入隊伍，也沒有被列入軍事編制，但他們用沉默保護秘密，用家屋提供掩護，用身體承受酷刑。這些記憶，是香港抗戰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從口述到紀念

不少村落記憶是透過口述歷史、後人回憶、地方調查和紀念設施保存下來的。例如《港九大隊志》引用赤徑村民訪談、香港中文大學西貢口述歷史計劃，以及多份與新界村民和船民服務有關的檔案資料，說明這些村落故事並非只來自單一文獻，而是由口述、檔案和實地考察共同拼接而成。

這一點很重要。戰爭中的普通村民，很多沒有留下日記或正式報告，他們的經歷往往靠後人口述、地方記憶和紀念活動保存。今天重新整理這些故事，不只是補充戰史細節，也是在為那些曾經支撐抗戰卻不一定留下完整姓名的人，保留一個位置。

小結：地方記住了戰爭

村落記憶讓香港抗戰史變得更貼近土地。黃毛應記住港九大隊的成立與村民受難，赤徑記住婦女支援和情報交通，深涌記住大屋與山路，烏蛟騰記住村民不屈與電台會議，昂窩記住照顧與庇護，大嶼山與龍鼓灘則記住海上犧牲與遙望。

這些村落告訴我們，抗戰不是只發生在遠方戰場，也發生在香港的村口、山徑、祠堂、教堂、碼頭和海邊。地方記住了人的選擇，也記住了戰爭留下的傷痕。當我們重新走近這些村落，看到的不只是地名，而是一段段曾在日佔歲月中守護香港、支撐抵抗、保存希望的地方記憶。

村民的支援：抗戰的根基

新界村落是民間互助最重要的空間之一。村民熟悉地形，知道哪條山路能避開日軍，哪個山洞能藏人，哪戶人家可靠，哪片海灣適合上落。對港九大隊而言，村民的支援不只是後勤補充，而是整個敵後活動能否持續的根基。

這種支援常常以日常形式出現。有人煮飯送水，有人把柴草和糧食送到指定地點，有人修補衣服，有人照顧傷員，有人聽到日軍出動便立即通報。戰爭把普通村落變成抗戰網絡的一部分，也讓村民在不穿軍裝的情況下承擔了抗戰風險。

赤徑婦女的集體支援

赤徑村的故事，很能說明民間互助如何由個人行動變成集體支援。《港九大隊志》記載，李有娣擔任赤徑婦女會會長期間，多次動員村中婦女支援港九大隊。她們唱歌演戲宣傳抗日，協助收割柴草，運送糧食和物資到山洞存放，安排隊員住宿，打掃衛生，補衣服，照顧傷病員，並傳遞情報。

這些工作看似細碎，卻支撐了整個敵後抗戰的日常運作。隊伍需要衣服，需要清潔住所，需要病人有人照料，需要消息有人傳送，也需要有人向村民解釋抗戰的意義。赤徑婦女的支援讓我們看到，女性不是抗戰故事中的旁觀者，而是村落互助和群眾動員的重要力量。

凌娘：像母親一樣照顧游擊隊

西貢昂窩村村民凌娘，被稱為「游擊隊的母親」。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記載，她無微不至地照顧游擊隊員，借出自家房屋給軍需處辦公，又動員兩個兒子參加港九大隊工作；1943 年初，她更用土辦法救活了身患重病的民運員梁雪英。

凌娘的故事，是民間互助中最溫暖也最沉重的一類。她不是軍事指揮員，也不是前線戰士，但她以照顧、收留和救治的方式支援抗戰。對奔走於山路和敵後的年輕隊員而言，一位願意照顧他們的村民，可能就像黑暗中的家人。這種「母親」式的支持，讓抗戰不只是戰鬥，也有人情與溫度。

商戶與魚欄：用生意作掩護

民間互助也出現在商戶和行業網絡中。戰時的商舖、魚欄、米舖和雜貨店，不一定只是交易場所，也可能成為物資籌措、情報傳遞或人員接應的掩護。商戶熟悉市場、人脈和貨物流通，比普通人更容易取得食物、藥物和消息，也能以正常經營掩護秘密工作。

這種支援需要很高的警覺。商戶一方面要應付日軍和偽警檢查，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讓真正用途暴露。一次貨物轉交、一句暗號、一個留宿安排，都可能牽涉整個地下網絡的安全。民間互助在這裡不只是善意，也是一種有技巧、有風險的戰時智慧。

交通員：把人與消息連起來

交通員是敵後互助網絡中最危險也最關鍵的角色之一。文件、情報、藥物、口信、路線安排和人員轉移，都需要交通員穿梭在村落、市區、山路和海邊之間。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的陣亡戰士名單中，便列有馮芝、張詠賢、張金福、曾永生、劉洋勝等交通員，顯示交通工作在抗戰中的重要與危險。

交通員的工作很少有壯闊場面，卻往往決定行動成敗。他們需要記住路線、辨認接頭人、避開檢查站，還要在被捕時保守秘密。許多交通員沒有正式戰鬥身份，但他們承擔的是同樣沉重的風險。民間互助若沒有交通員，就難以從一個村落延伸到另一個村落，也難以從山區連接到市區和海上。

漁民與船家：海上的互助

香港的抗戰離不開海。漁民和船家熟悉水道、潮汐、風向和島嶼，能協助運送人員和物資，也能為游擊隊提供海上路線。這種支援極其危險，因為日軍炮艇和巡邏船隨時可能截查，海上天氣亦難以控制。一艘小船，一次夜航，往往背負著整個行動的成敗。

劉春祥抗日英雄群體的故事，讓我們看到船家支援所付出的代價。1943 年 5 月，劉春祥等人乘帆船由東涌前往龍鼓灘途中，在龍鼓洲、沙洲海域遭日軍炮艇伏擊，七名指戰員以及船家梁克一家五口全部犧牲。這說明海上互助不是旁觀式的幫忙，而是與抗日隊員共同承擔生命危險。

宗教人士與庇護

寺院、庵堂和教堂在戰時也可能成為庇護空間。大嶼山寶蓮寺住持筏可大師的故事，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1944 年日軍掃蕩大嶼山時，港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風正在寶蓮寺養病。筏可大師安排魯風偽裝成僧人，混在數百僧尼和居士中聽經，助其避過日軍搜查；其後日軍以刀相逼並毒打筏可大師，他仍沒有透露魯風行蹤。

這種庇護是一種道德選擇。宗教人士本可避免捲入軍事衝突，但在面對受傷或被追捕者時，有人選擇保護生命。筏可大師的行動讓我們看到，民間互助不只來自親族或村落，也可以來自信仰中的慈悲與義氣。

互助背後的沉默

民間互助常常需要沉默。當日軍掃蕩村落，逼問游擊隊行蹤時，最重要的支援可能不是做什麼，而是不說什麼。烏蛟騰村長李世藩、李源培等人在日軍逼供下拒絕透露游擊隊行蹤，遭受殘酷折磨。這種沉默，是以身體承受暴力來保護他人的選擇。

沉默的力量很難在普通敘事中呈現，卻是敵後抗戰能夠存續的重要條件。交通站能維持，是因為有人不說；隊員能轉移，是因為有人不說；村落能保存秘密，也是因為有人在酷刑面前不說。民間互助不一定總是主動行動，有時正是在最恐怖的時刻守住秘密。

互助與互信

在日軍高壓統治下，互助需要信任。村民要相信游擊隊不會濫用支援，游擊隊要相信村民不會告密，交通員要相信接頭人準時可靠，商戶要相信物資交到正確的人手中。這些信任不是一日建立，而是在長期共同生活、共同風險和共同信念中形成。

佔領統治常常試圖破壞這種信任。特務、告密、偽警和酷刑，都是為了讓人彼此懷疑，不敢再互相支援。正因如此，民間互助本身就是對佔領秩序的一種抵抗。當人們仍願意相信、照顧和保護彼此，日軍便無法完全控制社會。

婦女、老人與孩子的角色

民間互助不只由青壯年男性承擔。婦女可以送信、照顧傷員、縫補衣物、準備食物；老人可以掩護年輕人、留意村中動靜；孩子有時也能傳遞簡短信號或觀察陌生人動向。這些角色未必被正式記錄，但它們讓抵抗網絡更加靈活，也更貼近日常生活。

正因這些行動嵌入日常，才不容易被敵人完全識破。一位婦女提著籃子走過村口，一位老人坐在門前看路，一個孩子跑去通知鄰家，表面都是普通生活，實際上可能是保護網絡的一部分。民間互助因此不是外加於生活之上的任務，而是藏在生活本身之中。

缺糧中的分享

日治香港物資極度匱乏，因此分享食物尤其不易。赤徑村的記錄提到，日佔時期村民生活艱苦、糧食不足，甚至有人飢餓至死；即便如此，村民仍把有限米糧獻出支援游擊隊。這類行為很能說明民間互助的重量：不是富足時的捐助，而是在自己也可能捱餓時仍願意分出一份。

這種分享，不只是物資支援，也是一種共同承擔。村民明白游擊隊若無法生存，地方也會更難抵抗日軍和敵偽勢力；游擊隊也明白每一點糧食背後都是村民的犧牲。互助因此建立在共同命運之上，而不是單向施予。

民間互助與歷史記憶

許多互助行動本來不容易被記錄。戰時一碗飯、一夜留宿、一句提醒、一次帶路，未必會出現在正式文件裡。很多故事只能靠口述、回憶、地方考察和後人整理保存。正因如此，今天講述民間互助，不只是補充戰史，也是為那些沒有留下完整名字的人留下位置。

港九大隊的紀念資料和志書中，除了記錄指揮員和戰鬥，也特別保存了鄉民、村長、交通員、情報員、民運員、婦女和宗教人士的事跡。這讓我們看到，香港抗戰不是單一英雄敘事，而是一群人在不同位置上共同支撐的歷史。

小結：最平凡，也最珍貴的抵抗

民間互助讓香港抗戰有了更深的人情和社會基礎。有人拿起武器，有人掌舵開船；有人印傳單，有人送消息；有人守住秘密，有人打開家門；有人在缺糧中分出一點米，有人在危險中保護素未謀面的人。這些行動未必都轟轟烈烈，卻支撐了港九大隊和敵後抗戰的延續。

在日佔歲月中，互助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它抵抗恐懼，抵抗孤立，抵抗佔領者試圖製造的不信任。正因有這些平凡而珍貴的選擇，香港的抗戰記憶才不只是槍聲與犧牲，也包含照顧、信任、分享和彼此守護。

不是撤離，而是穿越敵境

秘密大營救的困難，在於它不是普通撤離。被營救者要從香港島或九龍市區出發，穿過日軍控制區，避開崗哨、巡邏、特務和土匪，再經新界山路或海路轉入游擊區。路上可能遇到宵禁、搜查、語言不通、體力不支、天氣惡劣和臨時敵情變化。每一段路，都需要嚮導、交通員、接應點和護送隊伍配合。

營救工作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一張隱蔽而精密的網絡。東線可由九龍經牛池灣、九龍坳、西貢，再從企嶺下或深涌灣渡海前往大鵬灣；西線則可由九龍經荃灣、大帽山、元朗、落馬洲，渡過深圳河前往白石龍游擊根據地。彩色圖片資料中亦保存了秘密大營救主要路線示意圖，並標出伶仃洋、大鵬灣、沙魚涌、落馬洲、元朗、大帽山、荃灣、九龍、西營盤、長洲等相關地點。

廖承志、連貫與喬冠華的東線脫險

秘密大營救中，廖承志、連貫、喬冠華等人是較早撤離香港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脫險，對後續營救路線和安排具有示範作用。資料記載，1942 年元旦，為秘密大營救開路而先行撤離的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曾在西貢企嶺下海灣登船，渡海前往沙魚涌。

這段路線並不安全。被營救者需要先離開市區，經過牛池灣、九龍坳等地，再進入西貢山路和海灣。護送人員要安排接頭、化裝、警戒和登船時間，還要避開日軍巡邏艇與土匪。企嶺下海灣在這裡不只是一個地點，而是一道生死關口：只要成功登船，就有機會從日軍控制的香港進入游擊區；一旦暴露，整批人都可能被捕。

茅盾、鄒韜奮與西線山路

另一條重要路線，是經荃灣、大帽山、元朗和落馬洲的西線。茅盾、鄒韜奮等文化人曾由這條路線撤離。資料中提到，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的「適廬」曾是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也曾是港九大隊元朗中隊的活動據點；業主楊竹南大力支持游擊隊活動。

西線艱難之處，在於要長途跋涉穿過山路和鄉村。許多文化人原本不習慣這樣的行程，途中需要有人帶路、接應、安排住宿和補給。畫家蔡迪支、許欽松後來創作的版畫《曉風殘月》，刻畫的正是 1942 年 1 月秘密大營救西線行進途中的情景；作品中前方背包袱者為茅盾，稍後戴眼鏡者為鄒韜奮。這類圖像讓後人得以想像，文化人如何在黎明前的山路上，跟隨護送隊伍一步步走出危城。

長洲與海上西線

除了東線和西線，也有部分人士經海路撤離。長洲曾是秘密大營救海上西線的重要中轉地。對一些年老體弱、難以長途翻山越嶺，或身份容易暴露的人而言，海路雖然同樣危險，卻有時是較可行的選擇。由香港島出發，經長洲、澳門，再轉往內地，是部分被營救者的脫險路線。

海路營救需要船家、接應點、風向、潮汐和保密安排配合。一艘小船可能承載著一批人的性命；一個碼頭、一間魚欄、一個臨時落腳點，都可能成為救援鏈條中的關鍵。這也顯示，香港的救援故事不只發生在山路，也發生在海面之上。日軍雖控制城市和港口，但只要仍有人熟悉水道、願意冒險，海上仍可能成為逃生之路。

無一傷亡的「偉大搶救」

秘密大營救最令人動容之處，在於它在極困難的條件下成功護送大批人士脫險。資料指出，營救過程面對經費不足、敵情變化、與外省文化人語言不通等困難，但地下黨組織和武工隊仍想盡辦法解決，排除土匪干擾，闖過日軍崗哨和搜查，把大批抗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無一傷亡地護送到大後方。茅盾稱這場營救是「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這一評價不只是對行動規模的讚許，也說明它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意義。被救出的許多人後來繼續在新聞、文學、教育、政治和抗戰宣傳中發揮作用。秘密大營救不只是救出了生命，也保存了中國抗戰中的重要文化力量。

賴濂士中校：從集中營到游擊區

港九大隊及其前身武工隊也營救了盟軍人員。1942 年 1 月，英國軍官賴濂士中校等四人從集中營逃脫後，得到港九大隊前身的一支武工隊營救。這次營救促成英軍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之間的合作。

賴濂士的脫險具有重要後續影響。他逃出香港後，推動英方成立英軍服務團，專門從事營救戰俘和情報工作。港九大隊與英軍服務團後來建立交通站、合作收集情報，形成持續的聯絡關係。換言之，這次救援不是一次孤立事件，而是開啟了港九大隊與英方合作的重要通道。

從救援到合作：英軍服務團的連結

營救賴濂士之後，港九大隊與英軍服務團的合作逐步展開。1942 至 1943 年間，為配合英軍服務團收集情報，港九大隊國際工作組黃作梅在九龍砵蘭街開設一間雜貨鋪，作為地下交通站；戰後，英國國王授予黃作梅 MBE 勳章，以表彰他配合盟軍作戰的貢獻。

這條合作線索，讓我們看到救援故事如何延伸出情報故事。當逃亡者被成功護送到游擊區，他們帶出的不只是個人生命，也可能帶來新的合作機會、新的情報渠道和新的國際聯繫。香港雖已淪陷，但透過這些救援行動，仍然與盟軍戰場保持連接。

克爾中尉：山洞中的等待

1944 年 2 月，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跳傘逃生後，日軍展開大規模搜捕。港九大隊設法保護他轉移和隱蔽。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記載，1944 年 2 月，港九大隊營救跳傘逃生的美軍飛行員克爾中尉，並促成美軍與東江縱隊合作。

這次救援充滿危險。克爾是外國飛行員，外貌容易暴露，日軍又高度重視搜捕。港九大隊要先把他從危險地帶轉移，再安排藏身、護送和翻譯聯絡。相關史料記載，劉黑仔等曾護送克爾轉移，並安排游擊隊員陪同他在石壟仔村的山洞藏匿兩個星期。這段山洞中的等待，正是救援工作最緊張的時刻：不能冒進，也不能久留；既要避開搜捕，也要等待安全轉移時機。

「圍魏救趙」式的營救

克爾營救之所以成功，不只靠藏匿，也靠牽制。港九大隊為分散日軍注意力，採取一系列外線行動，包括打擊漢奸、偷襲啟德機場、在市中心散發抗日傳單等，使日軍無法把全部力量集中於搜捕克爾。這類做法可稱為「圍魏救趙」式的營救：不是直接硬闖包圍，而是在其他地方製造壓力，迫使敵人分散。

這種救援方式說明，營救並不只是「把人藏起來」或「把人送走」。它需要情報、判斷、佯動、戰鬥、交通和心理壓力配合。克爾之所以能脫險，是因為港九大隊能把游擊戰、情報網絡和海上交通結合起來，使日軍雖大力搜捕，仍無法截斷所有生路。

從香港到東江司令部

克爾最終被護送到東江縱隊司令部，並與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會面。成立八十周年紀念特刊保存了曾生在土洋村東縱司令部送別克爾中尉的相關照片說明。這張照片背後，是一條由香港山洞、游擊隊據點、海上路線和內地根據地組成的救援通道。

克爾獲救後，美軍與東江縱隊合作加深。多年後，克爾的兩個兒子曾到訪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感謝港九大隊當年營救他們的父親。這一後續，讓救援故事跨越了戰爭本身，成為家族記憶、國際記憶與香港抗戰記憶之間的連結。

外籍人士的救援成果

港九大隊的救援工作不只限於幾位著名人物。據不完全統計，日軍侵佔香港期間，共有 89 名外籍人士獲救，包括英國、印度、丹麥、挪威、俄國、菲律賓和美國等國籍人士。除五名美國飛行員由東江縱隊護航大隊在大亞灣營救外，其餘因被囚禁於九龍或香港島的人士，均由港九大隊負責營救，使他們順利抵達游擊區，再轉往中國內地。

這組數字說明，港九大隊的救援工作具有國際性。香港作為被佔領的國際城市，困住了不同國籍的人；而港九大隊的救援，則把這些人從日軍控制之下帶回盟軍和中國抗戰體系。救援不是附帶工作，而是港九大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救援中的普通人

每一次成功救援背後，都有許多普通人參與。有人提供住處，有人帶路，有人準備船隻，有人提供糧食，有人傳遞消息，有人負責觀察敵情。這些人可能是村民、漁民、交通員、婦女、商戶或地下工作者。若沒有他們，港九大隊即使有武裝，也無法完成長距離、跨地區、跨語言和跨身份的營救。

救援行動最需要的，是可靠。可靠的屋主不會告密，可靠的船家不會臨陣退縮，可靠的交通員不會走錯路，可靠的接頭人會在正確時間出現。這些普通人的可靠，讓被追捕者能從一個安全點走到下一個安全點，最終走出危險。救援故事因此也是民間互助故事的延伸。

救援背後的風險與代價

救援工作從來不是安全的。藏匿一名被追捕者，可能牽連全家；護送一批文化人，可能在山路遇到日軍和土匪；接應盟軍人員，可能因語言和外貌增加暴露風險；開設地下交通站，可能一旦被破獲便全家遭難。黃作梅在九龍砵蘭街開設交通站的經歷，便說明情報與救援工作如何把個人和家庭都推向危險邊緣。

正因如此，救援故事不能只看成功結果，也要看過程中的代價。許多參與者沒有留下名字，有些人被捕，有些人遭酷刑，有些家庭受到牽連。每一個「成功脫險」背後，都可能有一群人長時間承受恐懼、沉默和犧牲。

救援的意義

港九大隊的救援故事，讓我們看到抗戰中的另一種勇敢。它不是只在戰場上擊退敵人，而是在敵人控制的城市裡，把被追捕的人一個一個救出來。它需要的不只是槍械，也需要耐心、記憶力、語言能力、地形知識、臨場判斷和對人的承擔。

秘密大營救保存了中國抗戰中的重要文化力量；營救賴濂士促成英軍服務團和游擊隊合作；營救克爾促進美軍與東江縱隊合作；營救 89 名外籍人士，則讓香港敵後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直接連接。相關資料亦指出，港九獨立大隊卓有成效的營救盟軍、國際友人和美國飛行員等工作，擴大了其國際影響。

小結：穿越封鎖的生命線

這些救援故事，讓我們看見日佔香港並不是一座完全被封死的城市。即使日軍控制道路、碼頭、港口和市區，仍有人在山路、海灣、村屋和交通站之間，悄悄連起一條條生命線。每一次成功脫險，都不是偶然，而是無數人接力掩護、帶路、傳信和等待的結果。

救援的意義，也不只在於把人送到安全地方。它保存了文化力量，促成了盟軍合作，也讓世界看見香港敵後抗戰的勇氣與能力。在封鎖最嚴密的時刻，這些行動證明了：只要仍有人願意冒險相助，黑暗之中就仍有道路可走。